弹性断连、专注力管理与数字化时代的自我边界工作
从“数字化生存”到“永远在线、永远连接”的连接化生存，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由具有高度连接性的信息传播技术构成的平台化媒介生态系统之中。在这样一个网络化的移动媒体技术无处不在的“媒介世界”（mediapolis）之中，人与媒介技术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性的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相反，我们就存在于媒介“之中”。这种高强度的媒介化的连接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上，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默认的基本事实，无时无处不在的移动连接性（mobile connectivity）给个体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尤其是通过打破原有的信息流动结构对个体的自我边界形成的“挤占”效应，对浸没在由算法、大数据和平台逻辑主导的连接性生存条件之下的当代社会主体如何维系自我的完整性和自洽性构成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形式的断连（disconnection）实践，成为当代社会主体维系自我边界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连接性成为基本生存条件的当下，断连实践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表现为一种彻底的系统的物理性隔绝，而只能采取一种混杂的、具有弹性的和情境化的“寓于连接性之中的断连”（disconnection-in-connection）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对专注力管理软件用户的实证研究，着重考察断连实践的这种含混性、策略性和语境化特征，从而进一步理解数字化时代的现代社会主体如何通过弹性断连这种具有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属性的社会实践，实现对自我边界的维系和持续重构。
一
文献探讨与研究问题
（一）连接性与断连实践
新世纪以来，数字化和网络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迅速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永久性连接”（endless contact）的时代，有学者把这种生存状态称为“连接性在场”（connected presence）。但这种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媒介技术和移动连接，在强化人和人、人和物，甚至物和物之间的信息互动，为现代生活提供便利和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日益被视为对个体生活空间的侵扰和自主性的破坏。随着连接性媒介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被期望始终保持在线的状态，而这种“永远在线”（always-on）的状态以及由此生产的即时回应压力（availability stress）也被视为一种日益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人们对具有无处不在的连接性功能的移动媒介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对手机等移动媒介技术的成瘾特性对用户的自主性构成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断连实践（disconnective practices）作为对连接性文化的一种修正或协商形式，成为用户、技术开发者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人们不仅发明了各种越来越复杂的媒介技术来协调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互动过程，同时还确立了各种对这种连接进行控制甚至隔断的手段和规则，断连实际上始终是与连接过程相辅相成的一个现象。Adams和Jansson认为，作为人类生存状况的一部分，广义的断连意味着一种关系、状态或社会联系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终止，比如，历史、睡眠、告别、死亡、迁徙等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断连方式。在数字化背景下，无处不在的连接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人与媒介技术相互渗入的复杂关系，打破了传统断连形式的时空结构，在场和不在场的绝对边界不复存在，从而使得各种传统意义上的分离或断连行为变得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主动选择的数字断连（digital disconnection）作为传统断连形式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
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和技术原因导致的非自愿数字断连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关于老年ICT使用者的研究表明，数字沟导致某些社会主体被排斥于数字技术和连接性文化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网络时代的边缘人和旁观者。而关于TikTok与抖音的双轨市场策略的分析亦表明，由于国家主权或国际化商业策略导致的对用户平台接入的限制同样导致了非自愿的数字断连或区隔现象。但随着数字化媒介技术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自愿的数字化断连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理解为以往媒介抵抗、不使用（non-use）或拒绝现象在数字化媒体时代的一种延续。但与传统媒介抵抗行为聚焦于对传播内容的管制和对媒介技术的负面看法不同，数字断连是社会主体在网络接入资源充裕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的一种对网络连接性进行限制的行为，它着眼于在全天候的连接状态与现实生活之间保持一种可持续的平衡关系。
显然，相对于非自愿断连被视为一种需要纠正的社会病理性现象，这种自愿的不使用或断连现象不再被视为一种异常状态。相反，它被看作是人在高度连接性文化中试图重新驯化媒介技术，重建自身与技术关系的可能性的努力。在这里，断连与连接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构成、相互影响的复杂辩证关系之中，断连实践实际上是以连接为前提甚至蕴含于连接之中的，纯粹的或彻底的断连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于在一个网络化数字媒介与社会高度同构的时代，彻底取消连接也就意味着脱离于社会之外。即便从技术上可以断连，但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与数字化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总会促使我们产生新的连接需求。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连接性的无处不在和无可逃避性。在这种情况下，对连接性文化的抵抗更多采用的是“寓于连接性之中的断连”，不是一种简单的连接或断连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一种语境化的、具有可变空间的弹性断连。
（二）话语与实践：断连研究的两个维度
现有的与断连实践相关的经验研究，主要聚焦于话语与实践两个维度。就第一个维度来说，研究者主要关注围绕断连这一观念以其蕴含的价值所形成的各种话语文本，试图把握人们是如何将特定的价值赋予断连实践的。比如，Schwarzenegger和Lohmeier对旅游宣传话语的研究表明，断连实践被认为与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有关：自然和真实性；（重新）与自我连接，寻找平衡；以及与家庭、朋友或当地人建立真实连接。这些话语体现的更多是一种个人主义和逃避主义，从而把断连实践纳入一种商品化逻辑之中。与此不同，还有一种话语表述没有把断连实践仅仅看作一种单纯的个人主义的抽离，而是对其进行重新语境化，将这种行为与范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结构性条件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政治潜能的行动主义话语。比如，Portwood-Stacer对拒绝使用脸书的人的研究以及Jorge 对Instagram用户暂停使用行为的研究，都发现断连实践在这些（非）用户的话语表述中被界定为一种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拒绝。
在实践维度，研究者主要试图理解人们实施断连行为的动机、目标、方法、策略、感受及其后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网络构成要素的人、技术/媒介物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同样是对以断连为特色的旅游实践的考察，Cai等人的研究把焦点从话语表述转向实践过程中的情感反应。他们发现，技术可供性和环境可供性具有流动性，从连接到断连再到重新连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同物质条件的可供性的配比关系，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主体体验和情感反应。李子仪和姬德强的研究则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把断连视为个体在平台化数字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一种 “数字罢工”，并考察了断连实践者所使用的节点切换、空间规训和接口关闭等三种断连策略。
相比之下，还有一些研究更加聚焦于人如何在进行弹性断连的过程中，通过对技术物的可供性进行驯化和再驯化，从而在社会-技术系统的结构性限制中为自身重建自主性。比如，黄莹和苗伟山的研究发现，部分微信用户会出现“使用-不使用-再使用”微信朋友圈的周期性循环现象。这表明这些用户会周期性地暂停使用朋友圈，以对技术进行“再驯化”。这一过程让人们可以反观自己的生活，从而将朋友圈从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应用软件功能，转变为一个有利于他们个人福祉与职业发展的工具。这一研究也表明，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创新性手段，使自身在与微信的日常互动中重新获得自主权和能动性。曹璞和方惠则从量化自我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时间管理APP的使用者如何通过这些软件重构序时化时间和重建时间参照，同时又如何借助各种策略性手段对这些软件所提供的量化自我技术加以驯化，并揭示了在连接性文化的结构性挑战始终存在的情况下，个体的短暂性断连实践和对时间管理技术的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时间压力和自主性危机。
无论是对话语的分析，还是对断连者实践过程、策略及其后果的考察，现有研究都指向了与断连实践相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一个数字化媒介技术和连接性文化居主导地位的时代，蕴含于连接性之中的断连实践能否为作为行动者的个人维系自我的自主性和自洽性提供助力。但这种问题意识背后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对自我的怀旧式的和本质主义的理解，即似乎在网络化的数字连接性尚未发展到如今这种程度的时代，人们的自我更具有本真性和自主性。研究者因此不仅与被研究对象的话语和实践逻辑一样，认为非数字化连接的“旧”媒介形式（比如，面对面交流、纸质媒介、自我反思）是更真实、更纯粹、更贴近自我需求的互动形式和社会连接方式，同时还把研究对象在回归这些“旧”媒介形式的过程中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或循环往复，误认为自我重建策略的一种挫败。
与此同时，不少既有研究还暗含着一种对连接和断连的二元对立式理解。这种观点把断连视为对连接性的克服或否定，但这种旨在取消连接性的断连实践注定是徒劳的。只有把断连理解为某种新的参与形式，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消极的拒绝参与，它才能真正具备改变现状的潜能。正如Natale和Treré指出的那样，断连只有在与数字技术和平台的深度接触密切相关并嵌入其中，只有在它不是作为一种逃避的形式，而是作为深化我们与数字平台的接触并使之问题化时，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批判形式发挥作用。
这些不足要求我们从两个方面转换研究视角：一方面，克服关于媒介形态的怀旧主义心态，认识到在非数字化和数字化媒介转型共存的时代节点，只有充分理解数字化媒介及其带来的连接性文化的本质特征，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断连实践的意义，而不至于陷入一种对新媒介的道德偏见之中。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数字化连接作为当代社会基本生存方式的情况下，人们的自我塑造及其边界维系这一核心问题。换言之，个体的自我或自主意识，并不是一个既定的不变的事实，也不是与某种既有的社会条件完全绑定的状态，而是一个在与他人、技术体系、社会语境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动态产物。这就要求我们在关于断连的研究中不再苛求一种具有本质主义特质的本真性自我而转向追问这种实践方式在主体具有流动性的自我空间和自我边界维系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三）作为自我边界工作的弹性断连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引入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概念，把寓于连接性之中的弹性断连实践视为社会主体试图不断重构和维系自我边界，从而建构一种动态自主性的边界工作。美国社会学家Thomas Gieryn于1983年首先提出边界工作这一概念，意在强调职业或专业群体边界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既成事实，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简言之，边界工作“强调的是群体通过与社会的协商，以争取和实现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并对这种空间位置的正当性进行保护，以维系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认知权威”。
边界工作的概念主要被广泛应用于对职业身份形成机制和行业正当性的研究，但也逐渐从职业边界的研究，转向了对不同形式的社会空间边界，尤其是处于不同社会语境中的个体如何维系或扩张自我认同的身份边界的研究。对个体自主性来说，建构并维持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边界是十分关键的，而这同样涉及到自我的边界工作的问题，即确立自我“与他人或他物得以区分并表明差异的刻度”。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自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不变本质的精神实体，而是在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和活动的过程产生的，即是作为个体与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而自我在发展和维系的过程中，需要在空间维度不断形成戈夫曼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egocentric）领地，包括围绕个体的身体周围所形成的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人际距离，以及所有物或临时占有物所标记的范围等要素。因此，对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自我边界工作实际上指的是个体在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体或群体）、物（硬件、软件、媒介物）以及场景（物理、信息、心理、社会关系）的边界关系的过程中，如何不断动态维系一个具备最低自主性的自我空间的问题。而弹性断连则是个体试图控制这些不同维度的关系，从而为自我确立边界的一种手段。只不过这种维系边界的过程，在数字连接无处不在的时代条件下，不可能是固态的，而更多体现为一种需要不断根据人、物和情境关系的变化做出动态调整的状态。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专注力管理软件使用者的弹性断连实践的研究，回答如下问题：如何理解作为媒介物的手机以及嵌入其中的专注力管理软件为用户提供的断连功能？这些软件的使用者如何在断连实践中处理自我与他人、连接性技术物（手机和应用软件）以及场景（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采取了哪些边界工作的策略，从而在人-技术-社会的动态关系中不断重构出自我的领地？
二
研究方法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我们采取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化方法。其中，参与式观察主要通过科研小组成员对Forest、番茄ToDo等主流专注力管理软件的使用经历，以及对软件构成要素及其功能设置进行使用性评估（walkthrough），从而透视软件的设计意图、内嵌的文化意义和预期的理想用户和使用方式。具体操作过程是小组成员在规定时间内对所安装的软件进行常规性使用，并对比不同软件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之处，并最终在使用体验的基础上撰写使用报告。
在访谈部分，我们通过网络公开招募的方式，对20名借助专注力管理软件进行过弹性断连行为的手机用户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使用者对断连的理解、软件使用动机、使用过程以及对效果的评价。从最终访谈对象的构成来看，男性8人，女性12人，地理分布涉及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全国10余个省市，学历层次涵盖本科（9人）、硕士（9人）和博士（2人），大多数人的职业身份为学生（16人），使用的软件以Forest、番茄ToDo等主流APP为主。总体而言，访谈对象除了偏向于学生群体外，其他特征均体现了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疫情原因，所有访谈均在线上进行。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对所有访谈进行了全程录屏，并对视频进行转录，共录得文字稿269193字。访谈文本通过Nvivo12进行编码，直至理论饱和。我们对所有访谈对象进行了匿名处理，其他可公开信息详见表1。
三
专注力管理软件的断连可供性
数字断连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专注力的控制问题，触及了人类关于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日常生活的媒介化意味着数字连接和断连作为现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已经贯穿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并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事务中负责任的自我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数字化连接技术的普及，手机和社交媒体应用等新媒介技术及其对注意力的攫取能力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个体如何在信息过载和连接性过多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专注力和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基本控制力。研究表明，互联网和手机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取决于活动的类型、涉及的人员、技术和它们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实际背景。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网络和手机对时间约束的放松程度远远大于对空间灵活性的增强程度。这意味着时间分配的碎片化、随意化和“一心多用”的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现象的增加。那些不依赖于位置、允许一定程度的不连续性以及只需要间歇性积极关注的活动往往成为适合多任务处理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手机内置的屏幕和应用使用时长管理功能，到健身打卡，再到日程规划，以及通过特定激励和惩罚机制实现弹性断连的专注力管理软件，旨在帮助用户提高自主性和自我控制力的产品和服务得到迅速发展，并获得了大规模的使用者。从访谈对象的报告来看，除极少数人使用过潮汐、踢米（Timing）、达目标等应用程序之外，绝大多数人使用的Forest、番茄ToDo在此类管理软件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对这两个软件的使用程序和功能构成进行评估性报告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从相似性角度来看，两个软件都是以对使用者专注时间的记录和可视化呈现为核心功能，并通过不同程度的激励和惩戒机制来形成一种强制或弹性断连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两者又都以不同形式纳入了一定程度的社交属性，从而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寓于连接性之中的断连功能。
而在差异性方面：在激励机制上，Forest主要通过专注种树成林的视觉美感、专注力排行榜以及具有公益性的种植真树功能来实现；番茄ToDo则主要通过清晰准确且可视化程度较高的专注时间数据统计表，让用户获得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在惩罚机制上，由于Forest并不关注用户具体日程的内容，其全部功能设计都是围绕着专注度这个核心目标，因此在深度模式中一旦用户离开软件界面将会出现所种的小树枯萎的现象，作为一种象征性威慑，阻止用户分心。相比之下，番茄ToDo更注重对用户各项日程所花时间的记录功能，因此，即便具有严格模式选项，但并未强制用户不能离开软件界面，用户在离开的情况下也不会遭遇象征性惩罚；在弹性机制上，与Forest用户仅可以选择是否采用深度专注模式不同，番茄ToDo还设有白名单功能，为用户的多任务处理提供了通道；在社交功能上，Forest仅提供了连接性相对较弱的“与人一起种树”和查看排行榜功能，而番茄ToDo则通过自习室、许愿墙、排行榜等多种手段营造社群归属感和群体相互监督氛围。
但通过差异对比也可以发现，两个软件为了激发用户的专注力，在断连机制上都涉及到正面激励、负面惩戒、群体压力三种功能性要素，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这些要素的形式和强度。（见表2）相比之下，手机系统自带的屏幕使用时间统计数据则仅具有较微弱的警醒功能。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技术可供性，这些能够发挥弹性断连功能的软件或服务本质上提供的都是一种他律。而这种他律功能，恰好与部分使用者（S2、S4、S5、S9，S11，S12、S14、S18）在既往生活情境下所感受到的自律性差，对手机有严重依赖，造成时间浪费并进而产生焦虑的处境产生了呼应关系，从而构成了他们使用这些软件的驱动力之一。
我们的分析进一步显示，大部分被访者在决定是否使用这些专注力管理软件时，往往处在两种相对较为极端的语境之中。一个极端情况是当被访者面临着期末考试、考研、课题结项等较为紧迫需要高度专注力的学习和工作任务时，往往会使用这些管理工具来约束自己的媒介使用行为，确保有充足时间完成相关任务（S3、S5、S8、S11、S17、S20），其中一部分人会在这些任务结束后停用软件（S3、S5）。另一个极端则是被访者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外在压力，对十分充裕的时间无所适从，并对日益陷入碎片化从而丧失秩序感的日常生活状态感到恐惧时，他们也会寻求专注力管理软件的约束，来给予生活一种方向感和意义感（S1、S2、S4、S6、S7、S12、S19）。
不过，虽然以他律形式存在的断连功能是这些软件之所以被使用的主要因素，但并不是这些数字化媒介物可供性的全部内容。正如表2所示，正面激励、负面惩罚和群体压力构成了断连可供性的核心要素，但这种断连的技术配置实际上是内在于连接性文化之中，它本质上并不是要取消用户接入网络和对手机的使用，而是将这种连接性关系延迟了。通过对不同类型媒介物的可供性的配比关系进行重新配置，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混杂的可供性。
一方面，软件的视觉技术界面以及常规化的操作流程，为用户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仪式感。比如，有多位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很喜欢Forest的原因之一就是软件中内置的那些好看的树，并因此而产生了与审美（S1）、情感（S15）和游戏（S19）相关的体验。此外，还有被访者认为，点开软件按钮开始进入专注模式的那一刻给本来散漫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种秩序和郑重其事的仪式感：
其实你说它（软件）真的要规划某一段时间，比如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真的能够特别有用吗？我觉得更多其实是一种仪式感吧……我觉得……去点开那个开始的按钮，然后看到那个时间倒计时……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仪式。就是说提醒你这一刻，你应该去做一点可能世俗意义上的正经事情了。（S6）
另一方面，专注力管理软件的弹性断连功能通过软件内外部的社交性接入（好友互动、自习室和白名单等），实际上用一种受控的连接性取代了不受控的连接性，它允许用户在保持专注度的同时也维持了最低限度的连接状态，从而同时把失联和过度连接的双重焦虑排除在媒介化的专注力管理实践之外。比如，多个被访者报告使用过白名单功能（S2、S3、S4、S5、S6、S8、S13），把学习或工作过程中必须使用的相关辅助性工具列入豁免清单。而多个番茄ToDo的使用者则报告自己使用过自习室功能（S2、S3、S5、S7、S8、S12、S20）。这种受控的连接性实际上等于在一定程度上为用户的自律提供了发挥空间。这导致部分用户存在滥用相关功能设定的行为，从而使弹性断连实践走向彻底失控。比如，有被访者告诉我们：
我用Forest的时候，设了好多白名单。后来……因为设置的白名单太多了，它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好多的APP都可以在它种树的同时使用。我就想它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后来就把它卸掉了。（S13）
当然，也有用户采取了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我一般不会设置那种强制（模式）……我一般会把很多应用放进白名单，一些需要做的事情还是会做，或者在电脑上处理。我觉得它不应该成为一个绝对的（对手机使用的约束），像B站这些软件肯定不能用，但是其他的（软件），比如用微信回个消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以。（S4）
总之，专注力管理技术旨在通过有弹性的他律促进用户专注度的提升，从而能够在专注度相对较低的多任务同步处理和纽波特所说的以高专注度为特征的“深度工作”之间进行自由转换。这种技术设定的含混性以及我们在被访者报告中看到的实践的摇摆，说明在一个连接性无处不在的时代，对专注力的控制和对个体自主选择能力的捍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四
弹性断连与自我的边界工作
上文分析了专注力管理软件的断连可供性的内在含混性本质，现在我们试图进一步来考察在这种含混的弹性断连语境中，个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边界工作策略，来维系一种动态的主体自主性。技术的使用需要人类的能动性参与，而这意味着永远存在选择不同行为的可能性。在本文所讨论的弹性断连实践中，在自我与非自我要素之间进行划界的边界工作，涉及到专注力管理软件的使用者如何与其他使用者、作为数字媒介物的手机和软件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场景之间维系一种平衡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借鉴刘思达关于职业边界工作的三种主要形式的讨论，分别从边界划分(boundary-making)、边界融合 (boundary-blurring)与边界维系(boundary-maintenance)三种策略出发，来把握断连实践中的自我边界工作。所谓边界划分，即主体在自我与他人、技术物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区隔从而明确自身主权的过程；边界融合则与此相反，指的是主体试图打破自我与他人、媒介物和社会场景之间的边界，积极融入后者并最终提升自我的过程；以及最后，边界维系则指任何一对边界关系中的第三方对这种关系的调停行为。
1.边界划分
在借助工具软件以达到弹性断连和提升专注力目的的过程中，使用者会通过各种方法来宣誓个体自我与他人、媒介物和社会环境要素之间的区隔，从而凸显自己的主体性。比如，通过物理隔绝、时间拖延、限制或压缩媒介物的功能，甚至退出或删除软件的方式来宣誓自我的主权。总之，通过压缩或消除接触或连接性的方式来强化自我的主体性。
首先是退出连接。比如，被访者S1虽然认为Forest中的好友功能会产生倒逼自己提高专注力的驱动力，但却可能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以至于在软件中形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披露和竞争压力。他因此放弃了使用该软件。还有被访者会根据生活语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使用策略。比如，被访者S12为了考研加入软件中的自习室，与其他参与者相互激励。但随着考研的结束，这种参与的必要性不复存在，于是她选择了退出。
其次是限制连接。比如，被访者S3把每日专注时间的统计截图发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微博小号上，因为相对于熟人较多的微信朋友圈，“微博保留一定距离是很好的共同体的感觉，会有恰如其分的距离感，我觉得分享到那里会比较舒服。”被访者S9同样认为自己的专注状况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无需再分享给他人，因为大家的“压力已经很强了，不要再给自己身边的人制造压力”。
最后是对技术逻辑的拒绝。比如，除了退出、停止使用或限制连接性的策略之外，还有被访者决定在面对软件设定的专注时长限制规则面前，保持自己的绝对自主性，而不受制于任何技术规则的约束：
我更倾向于随时切断，就是会有很多没有种好的树，但我觉得无所谓，主要就是记录一下到底总共（学习了）多长时间，并不是特别关注一定要把它种完。如果现在要干别的事情，我会切断它，然后再重新计时。（S4）
他同时对软件技术所设定的量化时间与作为实际学习或工作过程的质化时间进行了区分，并决定按照实践过程所关照的具体事物的具体情况，而非软件技术所规定的那种从具体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标准，来设定自己的时间节奏：
（对技术性时间的隔离）之所以设置成60分钟，是因为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时间管理（理念）。就是说这60分钟不一定每一分钟都保持绝对的专注、绝对的高效，而是说这60分钟不干别的。我之前（的观念是）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钟都要做这个事情，准备工作都不能算，但现在感觉也无所谓。……其实（软件上显示的）时间本身也不是特别有参考价值，它必须和一个具体的东西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所以一定先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时间管理软件只是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事情，而不是说要拼这个时间，把它抽象出来形成一个绝对的参照值。（S4）
2.边界融合
在边界融合的情况下，个体会暂时放弃对自我边界的主张，转而通过与自我之外的人和技术网络的融合来创造新的情境、实践方式和观念系统，最终目的是要提升自我，并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重建自我。换言之，个体通过先进入技术本身的逻辑，通过与技术以及通过技术中介的其他人的互动过程对自己进行训练，从而最终提高自律、自反性和自我约束力。比如，被访者S6认为通过使用专注力管理工具，即便并没有彻底改变对手机的依赖，但的确避免了大量时间的无谓浪费，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效率：
我觉得我们本来依赖手机，其实已经逃不掉了，那我如果不依赖这个软件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已经……呃，我现在至少是有意识地依赖于这样一个时间管理的软件，好过于我无意识地沉浸在各种各样其他的软件里面。（S6）
但比这种纯粹实用主义的效能更重要的是，有被访者在长期的媒介化专注力管理实践中，意识到断连技术所倡导的时间观念存在时间拜物教的异化倾向，从而对自己曾经认同的媒介技术产生怀疑和批判：
有些人把时间管理看作越多越好，就是对时间管理本身有一种fetish，一种痴迷或者迷恋。时间管理软件本来应该帮助我们控制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但他们把它从原来的关系中、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象出来，成为一种绝对的、和我们的生活与学习内容没有直接联系的参照值，比如说我学了多长时间我就很厉害，或者我学了多长时间我就很大成就。这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的东西，而是成为了一个抽象的坐标。所以我到研究生阶段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使用习惯）就会有很大转变。（S4）
被访者S10 则意识到，融入这些管理技术之中，目的不是要对其形成一种依赖，相反，是要最终摆脱它的限制，从而能够在没有这些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自我的自主性和行动能力：
我有时候不想让它一直监控或者帮我掌控时间，比如我用个30分钟，让我静下心来，我就可以不用了。（如果）我要做一下午的事情，我每隔30分钟去试一下，我觉得有点麻烦。我觉得如果你静下心来，进入状态之后，就不用继续使用。……（如果）我在家里没有什么特别紧急、需要集中精力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我状态比较好，我就不需要用。有时候你自己脑袋里杂念比较多，比较会想东想西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就）比较需要。（S10）
这意味着使用者即便在策略上暂时认同这些专注力管理软件所代表的互联网生产力工具背后的技术逻辑，也应当对其超越于工具属性之外的冲动保持警惕。正如被访者S12所强调的那样：
在使用这个软件的过程中，我还是主体的人、使用者，这个软件只是一个工具，只是被我使用的东西，可能它就像一张纸一样被你写下来“今天我做了ABC事情”，它只不过用了技术，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没有去区分这种技术和这种纯自我学习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体的，技术其实也只是我自我学习的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S12）
3.边界维系
这里涉及到个体在使用媒介技术进行断连实践的过程中，对自我的边界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第三方要素，包括政治和经济主体（比如，监管机构、平台经济的市场结构、技术设计者和发行商等）、媒介物（作为硬件的手机和作为软件的应用程序）、其他个体或群体（其他线上或线下用户、熟人、陌生人等）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场景（个人的、社会的、物理的、文化的、信息的等）。比如，被访者S2说，番茄ToDo的用户通过参加自习室和专注排行榜这两个软件内置的功能组件，可以借助其他用户的媒介化他律，对自己的自律能力产生约束，从而维系使用者与媒介技术之间的既存关系。
被访者S3谈到不同的物理空间对连接性实践的影响，以及偶然的手机丢失带来的物理断连，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与移动媒介技术的关系:
有两次手机丢了……没有手机的生活第一次大概持续了一天，第二次大概持续两三天，那个时候开始深刻反思手机这个基础设施对我生活的影响。……(断连的影响)挺大的，但是没有我想象中大。一天你不跟任何人联系，好像也没所谓，因为我后面把手机买回来，又重新装了微信，发现根本就没什么人找我，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重要。总体来说就没有太大影响。可以趁机给自己一个放松，因为手机丢了，你可以腾出很多时间来做别的事情、推掉一些任务。……有时候我会有矛盾，一方面我是希望有人来找我的，但是有时候有人来找我的时候又会回避。（S3）
还有被访者通过对不同媒介技术和不同空间场景的比较，提出在理解个体与媒介技术的互动逻辑时，应当把整体的媒介技术生态构造和多样化的使用场景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比如，图书馆相对于家里，连接性压力就要小很多：
我觉得如果想要管理时间，还是群体的方式比较好，比如说去图书馆。我觉得效率会很高。再就是那种完全断网的方式。但是完全断网又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便，你必须要去用的一些功能，可能也没办法用了。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这种群体的方式会比较好一些。（S13）
再比如，通过改变具有不同可供性的硬件设备在空间节点上的分布方式，来改变个体的网络接入或连接性资源的配置，从而对个体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及其注意力结构产生调节作用：
我挺喜欢经济学的一个理念，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达到效用最大化。……你不要老是想着什么新的APP，新的东西。你可以想想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就只能有这几样东西的时候，你要想怎么把它用好……现在我有很多废旧的手机，我还有iphone4还在用，我特地放了一只非常烂的手机在我的身边。它也是一个番茄时钟，就是最基础的闹铃，设个45分钟的闹铃。这45分钟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房间外面去，你只能弄这个破手机，就感觉回到了以前学生时代，效果还蛮好的。（S16）
总之，断连实践者可以通过转换或重构所处关系中的每个构成要素来维护、修正或调整既有的关系状态。但无论是边界划分、边界融合，还是边界维系，这些边界作业的实践策略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弹性断连实践中，维护个体的主体性尊严，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调整主体的自我边界，不断重构无限连接的数字化时代人类行动者的自主性空间。
五
结语
围绕断连现象，尤其是以连接性文化为基础的弹性断连现象，本文对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关于连接和断连、数字化媒介和非数字化媒介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把数字化时代自我的本真性寄托在前数字时代传统媒介的技术模式之中的怀旧主义提出了批评。本文转而主张，关于断连实践中人类行动者自主性的分析，必须克服关于媒介形态的怀旧主义心态，认识到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文化现象的自愿的断连实践恰恰是以连接性文化为前提的。据此，本文提出“寓于连接性之中的断连”，以及由此而来的弹性断连的概念。通过引入边界工作的概念，我们把在数字化连接时代社会主体的弹性断连实践，看作是人们竭力维系自我自主性的一种努力。因此，本文回到数字化连接时代自我塑造及其边界维系这一核心问题，着重探讨了在技术可供性条件下的弹性断连实践者如何通过边界划分、边界融合和边界维系等各种具有创造性的边界工作策略，实现对自我边界和主体性的持续建构。在这种视角下，作为自我边界工作的断连实践所指向的并不是一种与某些媒介形式或时空组合方式相匹配的本质化的自我，而是一种在连接性文化中通过断连实践进行内部调适所不断形成中的自我。它指向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和未来。
[本文获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刘晨宇、杨润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安柯宣、唐瑞、周倍好、江筱芊、麦梦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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